赛博体育11月13日，中科院数学所教授程代展发文称，自己所带的优秀博士生王明（化名）决定放弃去国外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不再从事科研转而投身中学教育事业。

　　一位热心研究的博士生导师的一篇博文，引来众多学者、网友对于青年科研人员待遇低、压力大的热议。

　　11月13日，中科院数学所教授程代展发文称，自己所带的优秀博士生王明（化名）决定放弃去国外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不再从事科研转而投身中学教育事业。

　　从科研工作者到普通中学教师，这让程代展感叹是否生活压力导致学生改变继续搞科研的志向。5天后，王明却公开表示，自己对科研并无兴趣，选择当老师才是兴趣所在。

　　一个原本被看做“青年科研人员逃离科研”的悲剧故事至此发生戏剧性反转。有人怀疑王明所言是处于重压之下的“违心之论”，也有人对王明的选择表示赞赏。争议过后，科研人员对于科研事业兴趣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程代展，男，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冶金系焊接专业，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会士等。这些显赫的经历和头衔表明，他是自动化领域的专家，用科学家来形容他，并不为过。

　　2011年11月，这个名字曾经引起学界轰动。当月15日，程代展继饶毅之后，宣布永不参选中科院院士。

　　在程代展看来，王明是一个极其优秀的科研苗子。2008年，王明还只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因为成绩优异，可以保送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毕业，底子不弱，大学一开始就选择数学，肯定是想搞科研的。”基于这样的考量，在参加数学所的入学考试后，研究所建议程代展考虑他，经过面试，程代展同意了。

　　“事情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王明请程代展担任其大学毕业论文的导师。他则给了王明一个解矩阵半张量积方程的小题目。讨论了几次之后，王明很快进入角色，作出了一些小的结果。最后，王明的毕业论文得了“优”。程代展觉得，他赢在了起跑线上。毕竟，清华大学可是一所名校。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王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上课，和程代展接触不多。第二年回所，程代展很快发现该学生的优点。程代展认为，从素质上说，王明的数学基本功扎实，“和他讨论数学问题是一种享受。一些需要细想或计算的问题，交给他就好了”。

　　王明在科研上的敏感性也很难得。 “他在实验室口碑很好，他负责研究生的一些组织工作，领导也很满意。他被认为是实验室里最用功的学生，白天、黑夜都在实验室干活。他几乎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学生，听话出活，对我的要求从来不说‘不’。”这些都让程代展感动不已。

　　他开始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名年轻人的身上。 “我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当我成了教练员，就把全部希望放在了学生身上，但愿他们能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

　　程代展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让他自学“随机过程”，每周报告一次，用的教材很深奥，要他连每一道习题都要讲清楚。

　　老教授也给学生力所能及的帮助。从博一开始，程代展每年都安排王明至少出国开一次会。王明读博三期间，程代展还安排他到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访问。今年11月，他还要去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访问4个月。

　　在程代展的眼中，王明有一张令人羡慕的成绩单：已经发表十几篇期刊论文、十几篇会议论文（至少一半是国际会议）、一本和他人合写的专著、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获得若干种奖学金，还得过控制界很有影响的“关肇直奖”。

　　但巨变陡然而生。半年前的一天，王明突然告诉程代展，毕业后他想去银行，或者到中学当教师。程代展大吃一惊，但以为是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他甚至义正辞严地对王明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教授的劝阻没有改变学生的心意。就在几天前，王明坦然对教授说，北京某中学给他职位，要尽快签约。赛博体育

　　“你这样做，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怎么可以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程代展多次劝说，依然没能改变王明的决定。“作研究太累，没兴趣，不想做了。”

　　程代展开始反省自己，他觉得一直把学生当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总是像父母亲一样强行安排他的一切，很少了解和尊重他的意愿。尽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

　　11月17日，知道自己“出名”的消息，王明已经身在大洋彼岸。尽管已经决定当老师，但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行程却是早已预订的，不能更改。在雪片似的短信和电话之后，他终于决定改变原来沉默的态度，在人人网公开表态。

　　“这也许是我这个科研逃兵在离开前能对科研界作的最后的，其实也是唯一的贡献了。”他说。即便是接到记者的求证电话，他也表示自己的选择没有外界压力。

　　王明提到，他决定放弃科研，转而从事教育，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未受外人干涉、自己独立做主的决定。

　　王明有一个生活无忧的家庭环境。父母的工资尽管不高，但因为有单位分配的住房，不用承担“房奴”的压力，在北京生活也算“居之甚易”。

　　从小到大，他的父母都没有要求王明赚大钱养活他们，“只要我过得开心就好，他们甚至还认为家里如果能出个科学家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尽管还不到三十岁，王明俨然觉得自己已经“苍老”：“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向往过赚大钱的，不过渐渐觉得自己其实更喜欢稳定安逸的生活，钱够花就成。当然，如果能保证稳定安逸，钱还是多多益善”。

　　他说，如果不是彻底厌恶了科研的话，他觉得科研这工作挺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是自己“线日，王明回姥姥家开了个家庭会议，想询问下家人对自己选择中学这样一个地位不高，赛博体育挣钱也不多，还挺累的职业有什么意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我真的厌恶科研的话，坚持干一辈子科研一定不会幸福，而他们并不在意我的名利地位，中学老师也挺好。”

　　说详细点，就是觉得太累，自己也没有搞科研的能力。“我从小被教育成听话的好孩子，只要别人给了我任务并且应该是我做的任务，不管喜不喜欢，都会尽力完成。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程老师以为我喜欢做科研，所以就忍不住不停给我安排任务。当然比体力累更重的是心累。当我决定退出科研的时候，心里是久违的无比轻松，而这样的轻松，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王明说，虽然自己有几篇控制界期刊的文章，但期刊的文章不等于是文章。“只是相比当今大批的水文，这些算是矮子里拔将军，我也没有为这些文章以及这些文章带来的荣誉真正兴奋过。”

　　为什么选择去中学教书？王明觉得，自己有足够能力应对中学数学的知识，也很喜欢教会别人知识的那种成就感。

　　“这与我觉得自己完全没能力做有价值的科研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了学校的试讲，也在试讲中打败了不少名校的硕士博士们，至少说明了我还是具备基本授课能力的。”另外，去中学教书的生活比较稳定，住房、子女入学等都可以解决，尽管工资不算多。

　　“我觉得我对教中学是有兴趣的。中学需要引进优秀博士，前提是得保证他们的教学质量，他们会给学生带来更广阔的视野”，王明并不觉得这是浪费人才，“当然科研界更是急需人才的，只是我自己肯定不是科研界需要的人才，对科研没有兴趣的人是不可能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成果的，我希望自己可以是教育界需要的人才”。

　　一边是教授对科研人才流失的痛心疾首，一边是学生自认对科研并不感冒，教育才是自己的选择，二者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反差？

　　对此，在承认当前青年科学研究者的工作环境、待遇相对较低的同时，多名业内人士、学者也直言，兴趣才是最大的老师。对于王明而言，不应该追究他为何“逃离科研”，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何科研工作者对于科研本身兴趣缺失。

　　“其实让搞科研的人失去兴趣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待遇问题。”曾经在某研究所工作4年，后选择下海经商的研究生杨浩（化名）就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了自己对科研失去兴趣的经历。他说，自己从小就一心想当科学家，但毕业进入研究界后，却发现“现实和理想存在巨大差距”。

　　为了掌握微电子工艺的窍门，他一进研究所就虚心向老专家请教。但某个关键技术，几个老专家却死活不告诉他，“人家说，这是他们取得学术地位的资本，不能外传”。他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成果，发表论文时，却被强行要求加上所领导的名字，“说是为了保障能及时发表”。“自己得来不易的成果被人冒用，你说我该怎么想？”杨浩说。

　　此外，研究所里的气氛也让他觉得憋气。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不把精力放在科研上，却热衷于追求领导职务，“为了当上领导，什么招都能使出来”。长此以往，杨浩终于失去了对科研的信心，转而自己创业经商，“不搞科研，干脆就求点实利好了”。

　　杨浩认为，尽管自己的经历只是个例，但不能否认，受到当前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很多科研机构，存在类似 “不重科研重名利”的气氛，这才是导致很多年轻人丧失科研兴趣的重要因素。

　　曾担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教授刘庆生也认为，当前的青年学者做科研的条件并不算差。“当然要区别对待，在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及牛人课题组做科研的条件自然很好，他们的待遇和科研平台条件可能不会比国外差。但一般机构就很差了，真可以用两重天来形容。”他认为，国家应当加大投入，在确保少数国家重点研究机构的前提下，逐渐缩小这种差距。

　　在个人待遇方面，刘庆生认为，现在的科研人员与老一辈的科学家相比，差别很大。“我们那代人干好干坏一个样。而现在科学研究成果与待遇紧密挂钩，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自然差距也就拉大了。”他说，不过年轻人想要过上体面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无可厚非，不应受到批评和责备。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中潜心科研并作出重大科学研究成果，为国家乐于奉献的也大有人在。

　　对于程代展认为王明天分颇高，去中学教书过于可惜的观点，刘庆生认为，对学生天分的评判是件复杂的事情。“我一贯认为，在工作选择这样的大事上，老师和学生之间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就像程代展与这位学生之间的讨论这样，但最终应当听从学生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毕竟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若干年后，这位年轻人悟出了自己比当中学老师更适合做科学研究，他还会回到科研队伍中来。”

　　而对于王明自认“天分一般但勤奋”的评价，刘庆生表示认同。他还认为，如果青年学者对于科研没有兴趣，其实很难培养。要想从事科研工作，兴趣非常重要。“兴趣”和“待遇、项目”不属于一个层面问题。但他也表示，“判别一位年轻人当下的兴趣是否发自内心及其兴趣能否持久确实很困难，因为兴趣是可以改变的”。

　　刘庆生说，自己从事非常枯燥和乏味的基础研究几十年，虽然不知道是谁培养了自己对基础科研的兴趣，但其实一直受到中国地质大学一些前辈大师及周边优秀同行潜心科研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和生活经历让自己觉得“作一辈子研究也挺好”。

　　“回想起来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也许能用一句时髦话‘坚持不需要理由’来解释，当然，我对物质的东西没有过高需求可能是原因之一。”

　　刘庆生进一步强调，在当前科研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的前提下，科研工作者的兴趣才是应关注的重点。因此，一个单位，大到学校和研究所，小到研究组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都应该以身作则，努力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学术环境，“这就是对其成员科学研究兴趣的‘培养’”。

　　如果只看程代展教授的说法，王明的故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一个好端端的科学青年，因为压力，不得以放弃前途大好的科研事业，选择“屈才”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

　　可惜王明本人的说法让网络上不少直呼青年人兴起“逃离科研潮”的跌眼镜。王明自己对科研并不感兴趣，而对教学感兴趣。而且他尽管不是富二代，却也不是家境贫寒的穷二代。王明站出来现身说法后，一时间，有关科研人员待遇低的黯然失色。

　　说到底，王明本人并非“逃离科研”，而是自己的选择。赛博体育从来就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做科研的博士毕业后不能干别的工作，从这一点来说，“逃离科研”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无需庸人自扰。

　　条条大路通罗马。年轻人因为没兴趣，选择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对。同样，如果他真的没有兴趣，科研事业也不会因此有巨大的损失。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有兴趣，也未必将来一定会在科研上有大突破。毕竟，诸如爱因斯坦、钱学森等科学家，也只是少数。

　　从这一点说，媒体也好，网民也好，无需过度炒作因为待遇问题，导致青年人员不搞科研的案例。刘庆生教授说得好，金钱不是一切，科研单位的风气也很重要。在目前国家不断提高科研人员待遇，“****”、“青年****”、“****”相继出台的前提下，青年人的科研条件势必会得到很大改善。而科研事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极大兴趣的事业，对于没有兴趣却误打误撞从事科研的人来说，我们不能强行要求他留守这个行业。事实上，年年毕业、就业的几十万博士生，又有多少最后的工作是专业对口的呢？

　　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当前日益猖獗的学术造假之风、科研诚信缺失之风。在很大程度上，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就是因为这些负面消息而逐渐降低，丧失了社会的信任。与其盲目扩大科研工作者的队伍，不如加强对科研人员的规范化管理，将害群之马剔除，专心打造一支高素质、“短小精悍”的科研团队，为真正有能力、热爱科研的人创造宽松、自由的科研平台。